百年前，中国的教育也曾被“国际化”渲染过
文/新学说 刘丽茹
提起国际学校、国际教育，很多教育学者定会口径一致对准当下备受热捧的国际主流课程，但如果真要追溯中国国际教育的根源，大概不该单单只是从改革开放这个节点算起，而要再倒推百余年。
其实，19世纪的中国，教育就已经迈入国际化轨道，因处于“被动国际化”阶段，使得这段历史不常被提及和探讨。但如果要说“被动”是一个禁区，那么被掩藏的“进步”是否不该被消遣，而更该拿出来细琢研磨呢？不然如何说解民国大师们的来龙去脉？
新学说即日起启动对清末民初新式体制、国际教育的专题探访，带您挖开一个世纪前被封印住的国际教育，共同领略那些被“国际化”渲染过的旧学堂如何创出那一时代的新意！
谈起“西学东渐”，说到西塾，其实，中国境内设立的第一所西方教会学校该数1839年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堂。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学堂曾半天中文半天英文，根据中国留学之父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自述“当年就读这里的学生只有五人”，不难想像，早期的教会学校不仅规模很小且多为家庭式教育，但即便只占教育的极少份额，教会学校还是把西方新进的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带入了中国。
也正因此，很多专家认为，教会学校的开启实则是在为之后晚晴内地新式学堂的建立提供宝贵借鉴。
所以，想要一探教会学校如何占领晚清国际教育的高地，就要从教会学校几十年来的变革发展与中西融合的课程体验开始说起。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政策上的诸多限制，教会学校只存活于东南沿海，呈较为明显的慈善性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难民收容所”，起初只立蒙学馆，课设四书五经，授圣经，教以读书识字；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教会学校开始伸向内地，办学规模逐渐壮大到中等教育阶段，中学阶段的教会学校全部使用英文上课，并教授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自然科学知识。
上海某国际教育专家表示，虽然当时的教会学校采用的课程是中西方兼用，但与现在的国际学校相比较，其培养方向和办学目的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当时的教会学校主要以帮助学生了解基本常识，进行西式教育普及为目的，而不是以申请国外大学为出发点。
《辛丑条约》之后，教会学校逐渐增多，史料统计，截至1920年，全国公私立中学校约103385所，其中教会中学高达15213所，占总数的14%，1916年仅北京地区就有63所之多。可见，民国初年的教会学校规模已现一斑，当然，与之相配的课程内容也渐呈多元与多样。
不过，伴随规模壮大而来的，还有其自身体系的整改以及领导层的变迁。由于教会学校的资金来源多是教会集资，一般情况下，其内部管理层以外籍神父为多，但也不乏一些公平竞争、举贤推崇中国教徒之例，1870年31岁的马相伯就曾以特优通过考试获神学博士学位并与次年担任该校校长。1925年12月北洋政府被迫公布“外国捐资设立学校认可方法六条”，对教会学校做限制性的规定，至此，教会学校被迫改进，纷纷向当地政府注册备案，学校校长开始改由中国人自己担任，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质渐被弱化，教育理念更单纯的以融汇西方思想的西语教育为教学蓝本，较之当下，未有不及。
1928年以后，发布有关法令，明确要求教会学校取消宗教课程，限制宗教活动，并不准外籍人担任中国境内教会学校校长等等，教会学校开始加速“中国化”进程。
早年的教会学校多由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作为教学主导，很多传教士自通中西，清末首位奉派东来的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还曾自编中文西书，介绍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知识。
教会学校多以英美法等各类学校为楷模，其外文学科诸以法文、英文和拉丁文为授课方向，学校在整合外部资源与内部构建、不断壮大规模的同时，也在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学方式上下足功夫，并对学校的“内核”进行调整和改进，这无疑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进步，同时也掀起了中国教育面向世界，走向国际之潮。
传教士一度苦研中文，上海的徐汇公学就极为重视中国古籍经典教学，遵循传统教育、专科诗文，当然，这也与当时外籍人士为迎合中国民众所采取的“适应”政策有关，所以国文为必修。此外，西方传教士也将科学、数学、历史、地理置于同等必修课，当然，为消除语言障碍，教会学校实行“外籍教师和译员同堂进行，双语交替”，学生初习西文，用华语教授，带学生慢慢熟悉后，则全用英、法语进行全天授课，所以教会学校里主采翻译法教学。
虽然教会学校始终在倡导西方科学，但却忠于教会使命，尤重“圣经”教义。史料曾载，19世纪40年代的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就开设圣经、汉语、英语、算数、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化学、音乐等多门课程；1895年教会出版的《中国教育指南》也记载过的贝满女学在授以四书、算数、地理、历史、科学初步、生物、生理学之时，同样开设圣经课；再者，诺奖药学家屠呦呦就读的崇德女子学校亦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授课西语，邀请地方上有名望的老夫子教习国文之时，将“晨诵”、“晚祷”作为每日必备。
所以，纵观多所教会学校，虽然都把“宗教”义理规定为授课教学的必修课，但办学的先进性，课程理念的先进性却使得当时的教育大放异彩，才得以培养众多精通多国语言的精世通才。
伴随上世纪20年代末北洋政府限制条例的颁发，宗教课程也开始由必修转为选修。
教会学校在变革中不断推崇者新的内容、新的血液；强化优质的西学资源；打造良好的师资队伍；聘请举人以及之后留学回国的硕士、博士任教和讲学；教材上，除使用传教士、外国商人带来的原版书籍，还自编教材适应华人学生需求，徐汇公学便是最早开始编撰诸多学科课本的教会学校之一，时称“汇学课本”，不仅包含泰西科学、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法语、英语、拉丁语，更有音、体教授，据了解，西洋油画也是学校里的素质教育课之一。
此外，教会学校更在办学理念中加以学术推崇，史料记载，上海徐汇公学就曾以“研究学术、潜心学业”为办学目标，并构设“三育并重”体系，截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汇学理化室在上海中等学校中已进入规模较大、仪器药品完备之列，这也是一般普通学校所鲜有的。
然而经营学校需要大量资金，紧靠教会资金远远不够，加上学校的不断壮大，学校资源的逐渐丰腴，师资、教具、校园建设都需要金钱投入，这也导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教会学校由公益事业变为了贵族产业。资料显示，上海徐汇公学每年的学费约120元，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却只有220元、120元、30元。学费之贵不仅表现于此，当时教会学校的学费曾是普通学校学费的8~10倍，这也是为何之后教会学校的2/3生源被替换为能够承担巨额学费的非教徒的真正原因，这一点倒与现在的国际化学校很是相近。
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由于办学经验的不断积累，加之优质的教师，良好的教学条件，其教学内容已与当时的很多英美本土学校媲美，教学上已与国外趋近同步。教会神父们本着“福音”传递者的使命，在各校开展快乐教育，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
教会学校的特质之一，便是重视音乐、忠实体育，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海很多网球场、足球场也都是有那时的教会学校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当时的教会学校同样十分重视引导学生参加各公益类活动，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去学校周边做社区志愿服务；
教会学校主张培养女士的淑女气质和男士的绅士品格，早年就读于上海市三女中的老辈人就曾提到，自己年轻时代不仅课业充实，而且学校社团活动也很丰富，因为就读女校，自然少不了很多的淑女课程，忆起当年，那些插花、烹饪、工艺、美术的传统课程，那些西洋管弦、小提琴钢琴的西式教育仍旧历历在目。
其实，后期的教会学校已然变成了贵族教育与精英教育的代名词，这种忠实与学生内心发展的培养理念于现在的国际学校来说，不尽相似。
当然，为了适应学生外语程度的差异，当时学校也采用了很多别出新意的教学方式，贝满中学就曾在各年级都按成绩编为甲、乙、丙、丁四个组，学生可以依成绩进退,随时升降。如此,既适应了学生各自的程度，使之循序渐进而不致掉队，同时也激励学生向高一级奋进。
虽然相比今天的国际学校，这一时期没有统一配备的国际课程，对学术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却为这一时期众多留学深造的进步人士以及国内的思想巨擘做好了良性索引。 很多的教会学校、新式学堂在倡导西学理念的同时却是在无意中，塑造起了国际化连锁效应，不但把华人送向国际，还让国人得以用国际视角开眼看世界，更充实了近代思想大师队伍，实为国际教育史上的巨大进步。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虽然在当下夭折，但其流传下来的教育理念却备受很多教育界人士的关注和思考。
解读民国时期教育国际化迷思，我们从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的开始，静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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